聂荣臻与光明日报

1982年，《光明日报》在党的十二大期间，围绕聂帅和知识分子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反响。一篇是由我根据聂帅谈话整理而成的《聂荣臻同志谈知识分子问题》，另一篇是由邹安寿、宋光明和我采写的长篇通讯《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

这个题目是从采访的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在接触科技工作者的过程中，不少同志经常提到聂帅分管科技工作的那段经历。他们不仅回忆过去，更想请聂帅就当时如何深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谈谈意见。这是引发我们要采写聂帅与知识分子的缘由。

我提出这个题目之后，科学部的同志们都认为题目很好，但是难度很大，担心难于落实。难度主要有二，一是聂帅是否同意写；二是题目太大，包括采访对象的位置太高难于把握。经研究还是决定试一试。考虑涉及范围宽、时间久，决定由我、邹安寿和宋光明组成报道组。

首先，得与聂帅办公室联系。没想到竟然很顺利，在我们与陈秘书谈明意图之后，很快予以答复，要我们到北戴河聂帅休养地采访。

8月中旬，我们来到了北戴河。经与周秘书协商，于8月20日那天对聂帅进行采访。同时周秘书转达聂帅的问话，要不要照像，如果照像是穿军装还是便装。聂帅是如此重视这次采访，使我们更加感到责任的重大。我们说天气热，穿便装就可以了。

这一天的北戴河碧空如洗，清风宜人。我们来到中央军委的休养所，院子里的果树上硕果累累。在我们见聂帅之前，周秘书对我们说：聂帅一直关心科技工作，关心知识分子，退下一线以后老总很少接见记者，但是对你们这个题目他愿意接受采访。听到这些话，我们感到特别高兴。但是周秘书随后叮嘱我们，医务人员考虑老总的情况，只允许采访半小时。一听，我们又感到有些紧张，时间太短了。

聂帅接持我们的场所，是一间面向大海的会客室。我们进去的时候，聂帅已经坐在藤椅上。我们刚刚坐好，医务人员就将计时钟放在了我身边的茶几上，并用眼神示意周秘书要提醒时间。

聂帅谈到，我前半生参加组织和建立武装队伍的工作，后半生致力于组织和建设科技队伍的工作。战争时期，我们党通过大量工作，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建国以后，我们党更是着力于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好得很。在革命战争时期，对根据地建设，对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不重视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化无法实现，国家落后面貌不能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同志的支持。

聂帅也很痛心地回顾了我们党的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现象，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

聂帅更强调的是如何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检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不只是摘掉“四人帮”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帽子”，还要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工作。他指出，要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支援边疆也要人才对口。科技人员不能脱离科技工作，对一些知识分子政治上、生活上的待遇，不要以他们在行政上担任什么职务而论。科技后勤工作要跟上。要让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要解决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年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困难。要从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去认识，不能老是从平均主义的观点，从个人得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随着聂帅饶有兴趣的谈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超过规定时间，到了40分钟了。这时医务人员来到周秘书身边，用手指了指针时钟。周秘书微笑着提醒：“聂总，时间已经过了。“聂帅会意地点了点头，随即摆了摆手，要继续同我们谈下去。聂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到现实向人们提出的问题，高屋建瓴、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

结束了对聂帅面对面的采访返回北京之后，我们进行更广泛深入的采访，包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使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只要说明是采访聂帅和知识分子，到处开绿灯。有的单位积极为我们组织座谈会，有些领导同志不顾工作忙累，有的老同志不顾身体不适，都积极接受我们采访。没有这些大力支持，我们无法完成这次任务。

一些长期跟随聂帅工作的老同志，刘华清、钱学森、刘有光、张有萱、武衡、张珍、王道力等回忆了聂帅在科技管理方面所作的贡献。钱学森认为聂帅开创了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许多著名科学家更是怀念聂帅对知识分子的关心。钱三强认为聂帅是“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

越是深入采访，我们越发感到采访还得更加深入。但是时间不等人。怎么办？我们只能从大处着眼，不可能过细，也不可能求全。

首先，由我整理聂帅的谈话。这是一次看似容易，可操作起来是非常费劲儿的活儿。它不是简单地整理谈话记录，而是要根据谈话写成一篇文章。这就要求首先把握准聂帅谈话的精神实质，然后再进行调整和充实，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幸好有这一段采访聂帅的基础，很快我便拿出了稿子。排出送审样，送到了聂帅办公室，恳请他们把关。两位秘书看过之后比较满意，但告诉我还得由聂帅审。后来得知，是他们一字一句不只一次地为聂帅念的这篇稿子。

这篇谈话通过之后，接着我们三人动手写作长篇通讯。邹字寿同志对聂帅领导制定科技十四条那段情况掌握比较多，也能说得明白，这一部分就由她写，分头写出初稿之后，由我总审。边审边改边写，不断充实内容和进行调整。最后形成了既一气呵成又条理清楚；既有大局又有局部的完整文章。

通讯共分八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用聂帅的话作的小标题。第一部分是“为了祖国的富强，我就是要抓科技工作”，写聂帅不当北京市长选择抓科技工作。第二部分是“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少不了知识分子”，写聂帅在战争时期如何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第三部分是“他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写聂师充分信任知识分子。第四部分是“中国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如果再用得不合适，那就是极大的浪费”，写聂帅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第五部分是“对科技人员‘红’的要求不是空洞的”，写聂帅坚持正确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第六部分是“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写聂帅十分重视科技后勤保障工作。第七部分是“要批就来批我好了”，写文革中聂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保护知识分子。第八部分是“有关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我都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写聂帅虽然从一线退下来了，但是仍然时时关心知识分子。

通讯完成之后，理所当然地也要送到聂帅那里去审。七千多字的稿子聂帅一连听秘书念了两遍，至今想起来，还令我们感动。

两篇稿子定稿之后，即等待最好的见报时机。

时机到了，那就是党的十二大召开当天见报《聂荣臻同志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见报的有通讯《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

当决定上第一篇稿子的时候，需要请聂帅选一张照片。我们三人立即拿上照片来到聂帅家里。秘书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要发聂帅在北戴河同我们谈话的单人照片。秘书请示聂帅之后，聂帅说要发照片就用他和记者在一起谈话的照片。这下子可把我们难住了。聂帅的心意我们理解，他是愿意和群众在一起，可是把我们三人跟聂帅在一起见报，在当时怎么能行？我们只好说回去请示领导，最好还是发聂帅单人照片。

回到报社之后，我们终于想出了理由。我打电话给聂办说请示了社领导，明天党的十二大召开是特殊的日子，我们三人的照片不好见报，至于聂帅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以后再找机会用。

为了随时保持同聂办的联系，见报的头天晚上我留在了报社。当晚值班社领导是副总编辑刘爱芝同志。他看过稿子以后，说内容很重要，但希望能在聂帅的谈话中对光明日报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听过之后，我既后悔又有些为难。后悔的是自己在采访聂帅时太老实，没能有意识地提出来，错过了好机会；为难的是此稿已经聂帅审过，现在怎么好再加。刘爱芝同志知道我的为难之后，就让我请示聂办。

已经是夜里，我打电话给聂办。陈秘书接的电话，也感到为难，但他答应我征求一下聂帅的意见。

过了一阵儿，陈秘书给我回电话说聂帅已经休息了。这可怎么办？陈秘书听出我着急，就问我要加什么话？我说，聂帅谈话中是这样说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在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拨乱反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想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句：“光明日报做了不少调查，发表了不少文章，起了很好的作用。”陈秘书听了之后对我说，这句话倒是符合实际，不为过。报社如果坚持要上就加上，他明天再向聂帅报告并说明情况。就是这样，我就把这句话加上了。当时想，聂帅虽然没有讲这句话，但是他对光明日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是肯定的，不然他就不会接见我们并同我们谈话。

紧接着通讯《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也很快见报。

这两篇稿子发出之后，在科技界影响很大，不少读者来信谈他们对聂帅的崇敬。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新的动意，那就是编一本书，书名是《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同聂办商量之后，他们赞成，并请示了聂帅可以提供一些聂帅过去有关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的报告和讲话。但是，聂帅强调在回忆文章中要突出科学家的位置，要把他们的回忆文章排在前面，于是，我们在原有采访基础上又进一步组稿，充实内容。书编成之后，谁来题写书名？我们想到了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让我们喜悦的是，他老人家欣然同意了。谁来作序？我们想到了张爱萍同志。张爱萍同志听说给这本书写序当即应允，但提出由我们先代拟个稿子，然后他再修改。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张爱萍同志看过稿子之后表示满意，说就不再改了，至此，这本书稿完成了。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达12万6000多册。

围绕聂帅和知识分子的宣传告一段落之后，光明日报社当时的社领导杜导正、刘爱芝、姚锡华、鲁谆等要我联系，想集体到聂帅家里拜见聂帅，表示对他的感谢。记得我帮着陈秘书推着聂帅坐的轮椅走向客厅的时候，我向聂帅简单地汇报了两篇报道产生的反响。聂帅向我点了点头。我总算平静了心里的不安。那一天聂帅很高兴，又是和大家一起谈话又是与大家一起照像。